民法立法曲折坎坷漸行漸進

十一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胡康生:

□ 本報記者 朱寧寧

十一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胡康生沒有想到,自己這輩子的工作經(jīng)歷一大半都交給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從1985年調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民法室,到2013年從全國人大法律委退休,干了28年。

民法通則、行政訴訟法、物權法、刑事訴訟法、刑法,胡康生曾參與起草的這幾部法律,每一部都是重頭戲,都有不少故事。這其中,民法通則立法過程中的故事尤其多。

“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民法通則正確確立了我國民法的調整對象,確立了主體地位平等、權利本位、過錯責任和意思自治(契約自由)4個現(xiàn)代民法核心原則。就此而言,民法通則在我國民事立法史上有著里程碑意義。”對于民法通則,胡康生給出這樣的評價。

4個月內(nèi)交鋒3個回合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民法的制定經(jīng)歷了一個民法—民法通則—民法總則—民法典的歷程。新中國成立之后,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先后啟動5次,分別是1954年、1962年、1979年、2001年和2014年。回顧這一歷程,胡康生用了“曲折坎坷,漸行漸進”8個字。

之所以覺得“曲折坎坷”,是因為在胡康生的記憶中,制定民法通則的過程始終伴隨著各種激烈的交鋒,首先遇到的就是民法與經(jīng)濟法的立法方向、定位之爭。這場爭論從1979年開始,一直持續(xù)到1986年民法通則頒布。其間,1985年草案征求意見時爭論更是達到了白熱化程度。

據(jù)胡康生回憶,當時民法與經(jīng)濟法爭論的焦點是民法的調整范圍。草案第二條規(guī)定,民法的任務,是調整公民之間和依法成立的組織之間,以及他們相互之間的財產(chǎn)關系和人身關系。“這個規(guī)定引起經(jīng)濟法學界軒然大波,以至于在民法通則通過前的4個月內(nèi)集中交鋒了3個回合。”

胡康生細述了這3次交鋒:

第1個回合是1985年12月。12月4日至11日,全國人大法律委、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聯(lián)合在北京召開座談會,邀請一些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的法律專家和中央及地方有關部門的180多名同志,征求對民法通則草案的意見。與此同時,遠隔千里之外,同年12月10日至15日,國務院經(jīng)濟法規(guī)研究中心和中國經(jīng)濟法學研究會在廣州聯(lián)合召開全國第二次經(jīng)濟法理論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各省、自治區(qū)、直轄市和國務院有關部門及經(jīng)濟法學教學研究單位的法律工作者共300多人,這次會議對民法通則草案展開熱烈討論,不少與會人員對民法通則草案提出了批評意見。北京和廣州,一北一南,頗有唱“對臺戲”的意味。對此,彭真委員長會后指出,民法通則仍然要按照立法步驟進行,同時應進一步聽取經(jīng)濟法專家的意見。1986年1月21日至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在北京召開座談會,聽取包括經(jīng)濟法專家在內(nèi)的各方面專家和實際工作者對民法通則草案的意見。

第2個回合是1986年2月。2月3日,時任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項淳一、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顧昂然到國務院經(jīng)濟法規(guī)研究中心,征求中心負責人顧明對民法通則草案的意見。顧明談了意見后,將一份6000多字的《關于對民法通則草案的意見和急需制定單行法規(guī)的建議》交給項淳一和顧昂然。17天后,法工委提出了《關于顧明等同志對制定民法通則的意見的請示》報告,認為顧明等的意見不應影響現(xiàn)在制定民法通則,制定民法通則并不影響經(jīng)濟立法,也不妨礙其他有關調整經(jīng)濟關系的法律制定。彭真對此表示同意。他說,民法通則的制定不能因為有人反對就停止,但是,應當允許和歡迎別人提反對意見,顧明的反對意見可以進一步公開,立法民主化就要在這方面有體現(xiàn)。

第3個回合是1986年3月。3月12日,經(jīng)濟參考報第一版刊登出“經(jīng)濟法綱要起草大綱制定完畢”的消息。同日,新華社動態(tài)清樣刊登了題為“經(jīng)濟法專家呼吁《民法通則》和《經(jīng)濟法綱要》應協(xié)調同步制定”的文章。3月14日,陳丕顯副委員長主持召開委員長會議,會議同意民法通則草案經(jīng)常委會審議后,提請六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審議,由王漢斌秘書長向顧明說明情況。1986年4月,報經(jīng)中央同意后,民法通則草案提請六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審議通過。

為什么叫通則

時至今日,再次講起著名的“先零售后批發(fā)”的故事,胡康生笑言,只要在當時參與民法起草圈內(nèi)的人一提起,就會“你懂的”。

“隨著經(jīng)濟體制改革的推進,許多經(jīng)濟和民事方面的關系正在發(fā)生變化,但又沒有定型。這種不確定性也使彭真對民法起草問題更加慎重。”談及這段歷史,胡康生再次講述了“先零售后批發(fā)”的故事:起草民法究竟采取什么方針?彭真當時認為,民法與刑法不一樣,民事活動與經(jīng)濟活動互相聯(lián)系,我們的經(jīng)濟體制正處于改革中,制定完整的民法典恐怕還有困難,條件不成熟。恐怕需要采取“零售”的方法,根據(jù)實際需要,成熟一個制定一個。這樣,既可以適應實際需要,又可以為制定整個民法打下基礎。

那么,先制定民法通則、后制定民法總則,這又是出于什么考慮呢?

胡康生回憶說,當時彭真認為,從民事實體法看,單行民事法律已經(jīng)有了一些,但只有單行法還不夠,還需要有統(tǒng)一的民法原則,要把民法總則搞出來。他提出:對于統(tǒng)一的民法究竟冠以什么名稱,需要考慮一下。要把民法的所有內(nèi)容都規(guī)定下來,恐怕一時還有困難,但把民法的原則性內(nèi)容先規(guī)定下來,是可以的。因此,這個法的名義,不妨稱為民法總則。1985年夏,民法總則草案有了基本框架。最后,彭真定了調子。他說,既然這里面不僅包括總則的內(nèi)容,而且也包括分則的一些內(nèi)容,叫總則不合適,那就叫通則吧,總則和分則都通起來了。

“民法通則的名稱就這樣確定下來了。”胡康生說。

“又算數(shù)又不算數(shù)”的名言

1981年5月,彭真在民法座談會上有一段經(jīng)典講話。

他說,立法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fā)。如果說什么是民法的母親的話,就法律體系本身來說是憲法,但歸根到底,還是從中國的實際來看,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上的10億人民才是民法的母親。

“他的這段話之所以是經(jīng)典,因為它不僅適用于制定民法而且適用于制定所有的法律；不僅適用于現(xiàn)在而且適用于今后。”胡康生說,只要有立法,這是永恒的。

在民主立法方面,彭真還有一句名言——“又算數(shù)又不算數(shù)”。他多次講:我們在立法過程中討論時講的話,要又算數(shù)、又不算數(shù)；對的算數(shù),不對的不算數(shù)；大家贊成的算數(shù)；大家贊成了,人大沒通過,也不能算數(shù)。要鼓勵大家講不同意見,敢于爭鳴,使我們制定的法律能夠避免或少犯一些錯誤。

“這段話實際是海納百川、多謀善斷的民主立法、科學立法的方法。”胡康生說。

民法圈“四大名旦”齊把關

中國人民大學佟柔、中國政法大學江平、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王家福、北京大學魏振瀛,被民法圈內(nèi)稱為“四大名旦”。而這4位專家,曾同時作為民法通則的顧問,“起把關作用”,直到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期間,他們4位還在人民大會堂值守。

1985年,全國民法通則(草案)座談會召開。這次會議請了180多名專家整整開了7天。由此,民法通則在立法方法上開創(chuàng)了實行立法工作者與專家和實際工作者三結合(實際工作者如法院等司法和執(zhí)法部門的工作者)的方式。

回憶起這段往事,胡康生說:“民法通則制定的實踐證明,采取這樣的立法方法是正確的、行之有效的。現(xiàn)在立法仍一以貫之地堅持著這一基本方法。”

1986年4月,六屆人大四次會議通過民法通則,1987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作為新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正式頒行的民事基本法律,被譽為“中國的權利宣言”。

2017年3月,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了民法總則,同年10月1日起施行。由此,完成了中國民法典編纂的第一步。

從民法通則到民法總則,歷時30多年,看是一字之變,卻有各自的時代背景、時代特色、時代意義。而中國的民法立法故事,也將繼續(xù)它的傳奇和精彩。

[責任編輯：楊凡、楊本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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