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業鏈條長、覆蓋廣、影響深遠，關乎長期創新能力與國際競爭力。在較長一段時期內，保持制造業（增加值）比重基本穩定對于我國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高質量發展、推動經濟行穩致遠無疑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制造業比重下行并非既定規律

大量研究表明，影響制造業比重的因素主要為消費結構服務化、服務業價格更快上行、制造業服務外包、貿易凈出口等四大方面。前三者共同推動了制造業比重的長期下行，且居于主導地位，而擴大貿易凈出口有利于延緩去工業化進程，反之則成為過早、過快、過度去工業化的推手。從現有的理論及研究來看，制造業增加值倒U型曲線的下半程現象往往被視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普遍性、客觀性規律，但大量國別樣本經均質性、一致性擬合后，實則平滑掉諸多小樣本異質性，如德國、日本、韓國、新加坡、捷克、愛爾蘭等出口導向型經濟體在高收入階段依然能夠在較長時期內保持制造業比重穩定，韓國、新加坡更是尚未步入長期下行通道。這些有別于一般性趨勢的異質性經濟體，表現出更高比例的凈出口/國內生產總值（GDP）以及高技術制造業占比，新加坡甚至依靠遠快于他國的制造業內部結構升級，實現了比肩服務價格增幅的制造業創新溢價。這些一致性線索與變量同樣在反向契合大樣本中的各經濟體現狀，如美國長期擴大的貿易赤字、英法制造業高級化的停滯或倒退、諸多新興經濟體飛速上漲的服務業價格等。這表明，制造業比重的長期下行趨勢并不是全樣本、全過程覆蓋，步入高收入階段的經濟體依然存在穩定制造業比重的可行空間。

西方經濟體“過度”去工業化、后發國家“過早”去工業化帶來了諸多問題和后遺癥，如就業不充分、投資縮減、破壞創新與長期增長潛力等，引起了社會各界的普遍反思，并出臺了一系列致力于穩定制造業比重的政策措施。例如，德國、捷克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就保持了制造業比重的基本穩定，兩者均得益于歐洲一體化進程、歐元流通使用以及支持出口、科技創新、對外投資與吸引外國直接投資（FDI）的功能性產業政策，即政府更多扮演了彌補市場協調失靈、提供穩定宏觀經濟環境的角色。日本在1999年出臺《制造業基礎技術振興基本法》，并于2002年起發布年度白皮書，分析當年制造業現狀與問題，出臺若干支持技術研發、人才培養的配套政策。此外，日本積極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為其制造業出口拓寬市場，最終使制造業比重在2000年后一直穩定在20%上下。韓國、愛爾蘭的出口導向與選擇性產業政策同樣取得了積極成效。前者更多采取了針對日本的國產替代策略，后者廣泛篩選、引進高科技跨國企業，成就了高端制造集聚、產業結構升級的良性循環，但也暴露出過度依賴外國資本的問題，進而開始注重培育本土企業。此外，新加坡則注重應用創新支持政策、產業轉型政策推動制造業向高附加值、高技術的方向發展。

概括而言，以上經濟體主要圍繞凈出口、技術創新、產業升級三大方面以及最終實現以上三者的物質基礎——擴大投資，進行周密的公共政策制定與優化、實施與評價，從而形成系統協調、綜合集成的政策體系，有效糾正了因技術溢出、協調失敗、局部與短期性盲目、外部沖擊等帶來的市場失靈，較為成功地避免了過度、過早去工業化。

　　國產替代和前沿創新是兩大抓手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制造業比重隨即出現明顯下滑，后在財政政策刺激下基本穩定在31%—32%的水平，但當刺激性政策趨于退出，該比重又由2011年的32%持續降至2020年的26.3%，年均下降約0.6個百分點。造成這一現象的直接動因，源于外部需求不足引致的凈出口增速下降，短期的大規模投資彌補了外部需求的減少，但宏觀杠桿率高企、刺激政策退出、投資率下降、制造業高級化有限、國內經濟循環的服務化以及服務業勞動生產力增長不足等因素共振，促使我國制造業比重大幅下滑。

從具體數據來看，我國制造業凈出口/GDP在2008年達到13.8%的頂點后便趨于波動下行，2018年降至7.72%，而投資率在逆周期政策的影響下，由2007年的41.48%升至2010年47.72%的頂點，至2020年已降至43.37%。不僅如此，服務業比重在2015年首次超過50%，經濟服務化、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下更面臨著服務業勞動生產增長率偏低的問題，由此導致服務業價格的大幅上升。我國制造業在2011—2020年的實際產出增長了178%，與實際GDP的177%增幅等量齊觀，但制造業和服務業日趨主導的GDP價格變動差異明顯，分別為95.8%和117%。借鑒國際經驗、結合中國實際，我國保持制造業比重穩定無疑需減緩服務業主導下的整體價格水平過快上漲，同時提振制造業投資、擴大制造業出口、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升級。2021—2022年，我國制造業比重在歷經十年波動下滑后首次出現連續反彈，這主要源于服務業較制造業價格增幅放緩、制造業投資增速回升、對外凈出口大幅增長等。

“十四五”規劃及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提出要“深入實施制造強國戰略”，“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制造業覆蓋國民經濟諸多關鍵核心領域，貫穿經濟高質量發展始終，具有突出的全局性、長期性影響，穩定制造業比重需要在以國內大循環為主、服務經濟日趨主導的背景下找到可行的空間與路徑。

一方面，實施出口導向、顯著擴大對外出口已難符合當前發展形勢的變化，唯有優先聚焦于受制于人的諸多關鍵核心環節，面向國內大市場實施國產替代戰略，將更多貿易出超轉化為國內制造業增加值，同時加快制造業內部結構的高級化。以2017年、2018年和2020年的投入—產出表數據計算，中國大量高技術制造業以及鋼鐵冶金、冶金機械等行業的貿易赤字占其當年增加值的份額超過了10%。將以上各細分行業的貿易赤字加總，則占當年GDP的比重分別高達4.1%、4%和3.4%。若該比例在未來十余年有效轉化為國內投資、高技能就業、產品創新溢價，無疑將顯著減緩我國經濟服務化進程中的去工業化壓力。

另一方面，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浪潮洶涌，國內服務性需求日趨主導，必須抓住前沿技術迭代、新型業態涌現契機，將更多前沿技術突破轉變為國內制造業創新溢價，同時深入推進服務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減緩服務業整體價格水平較制造業出現更快上漲。目前，數字經濟正沿著數據鏈條，以工業互聯網、智慧交通、智慧醫療、數字化教育、金融科技等新模式與新業態為路徑，向著制造業與服務業提質增效的縱深推進，為制造業創新溢價、減緩服務價格過快上漲提供了可能。

　探索全新宏觀經濟治理體系

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將貫穿中國未來十余年的現代化進程，事關創新驅動的主戰場、共同富裕的實現通道、綠色低碳經濟轉型的物質基礎，具有跨越周期、統領全局的重大意義。 

為此，中國需要探索以穩定制造業比重為核心的全新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在制度方面，開展相關立法工作，為穩定制造業比重這一長期目標任務構建有力的法制保障。在組織機構方面，可嘗試設置專職機構或部門，統籌協調制造業穩定的戰略研究、政策制定、目標評價、流程監督等。在具體政策方面，圍繞產業發展、技術創新、擴大凈出口與投資等打造政策工具箱，在經濟社會發展與開放自由、貿易技術爭端與安全自主的象限空間內，靈活運用不同情境與各有側重的政策工具，使相關措施能夠動態收斂于一條確保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同頻共振的均衡路徑。

　　（作者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教授；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助理研究員）

[責任編輯：武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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